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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地下:蜕变中的金属文物高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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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4 02:17:34 |显示全部楼层
  在“收藏热”的催生下,文物贩子遍访村野,既搜罗古董,也唆使农家为其炮制大量鱼目混珠的赝品;而遍及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更是让一些本就擅长烧陶铸铜的农家既增广了见识,又长进了手艺。《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从本期开始推出“高仿文物基地调查”系列,通过记者的亲历,展现这些几乎是一步一作坊、家家有绝活儿的被有些人称作文物造假基地的村子的现状,并尝试探讨其处境和出路。
  河南省洛阳烟涧村的青铜器高仿作坊中,一件半成品被浸泡进电解水中,进入做旧工序
  据《东方早报》报道:河南洛阳以九朝古都而知名,地面之下埋藏着的历代遗存,用“一下铲子就能出文物”来形容也绝不夸张。文物出土得多,络绎而来的文物贩子也就多,他们一个个村子走,或探寻古迹遗踪、或打听掌故,把村子里的农民也磨炼成了半个专家。
  自上世纪初以来,每当有重大考古发现之后,考古队或文物商往往就地雇用人手参与出土文物的修复工作,一些农家本就在农闲时捣弄些烧陶铸铜的活计,现在更是有样学样地从文物修复的过程中悟出了点儿照葫芦画瓢、复制文物的道理。时至今日,在文物热、收藏热的风潮下,文物贩子从量中取利,不惜炮制大量赝品充真品,因此,洛阳周边数个村庄则成了为他们提供“原料”的主要基地。就像当下中国的任何一个发展制造业的村镇一样,只要有一家在做,就立刻传染给全村,变成家家都做,成品究竟做得是好是坏,已不再重要,高仿品有高仿品的出路,粗制滥造的仿品也自有其出路。
  目前,仅洛阳周边举村做高仿的村庄即有做唐三彩的孟津南石山村、做青铜器的伊川县葛寨乡烟涧村、曾出土过钧窑窑址而今做仿钧窑瓷器的禹县神垕镇、曾出土过清凉寺汝官窑而今做仿汝窑瓷器的宝丰县等。
  洛阳伊川烟涧村因青铜器文物高仿而知名,村中近1000户人家中,设作坊做青铜器复制的就有300多户。搭车往烟涧村的半途,尚未进村,就能在沿公路两侧看到20多家销售高仿品的店面了。进了村子之后,《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发现,这里是很典型的“前店后厂”的格局,沿着修葺一新的村中道路两旁,是一家家销售铺面,铺面后的院子里就是加工铸造的作坊了。村中充满着嘈杂的机器声,流经村子的小河的水质也被严重污染了。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至今,烟涧村的青铜器生产原料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且衔接紧凑的产业链了。
  年近80的方兴庆,被大部分村里人视为烟涧村青铜器仿制产业的始作俑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联络村里的银匠和木匠,最初是为了修复古董以达到增值的目的,慢慢开始做文物复制。随着收藏热的升温,烟涧村生产的高仿品也逐渐从铜镜变成了各种知名的大型文物,如河南本地各大博物馆中的镇馆之宝“天子驾六”铜马车和莲鹤方壶等的仿制品,甚至能根据图录制作其他省份出土的青铜器,如甘肃出土的汉代“马踏飞燕”或四川三星堆的铜人等。
  烟涧村出产的文物仿品,严格说来,大多并不高明。这是因为村民们的文物复制技术多为根据日常生产和生活常识自己琢磨出来的,虽然也有过几次与其他高仿村庄的“技术交流”,但手艺始终徘徊在“下里巴人”一阶,无法更上一层楼。
  根据河南某大型国有博物馆的青铜器专家的消息,洛阳近郊就有一位做青铜器和金银器高仿的高手黄祥(化名),“这个人手艺好得很。我们博物馆有几件青铜器大件,就是委托他做的复制品。”《艺术评论》记者赶到黄祥的工厂时,发现了与烟涧村全然不同的格局,这里全然摆脱了作坊的面貌,已经具有了成熟正规的企业厂房的面貌了。走进挂着“工艺品有限公司”招牌的厂子,听说我们想看看东西,值班的经理说:“我们这儿只有一些银器,都是厂子里做的工艺品。”记者发现这里陈列的东西以银器为主,型制上也不“古”,都是一些在各大城市工艺品商店能买到的银壶、银碗、银汤勺等,也能看到日本人爱用的南瓜形的银水壶之类。“都在这儿了,”经理警惕地强调说,“都是很普通的工艺品,你们要多少,可以订货。” 与记者曾见识过的孟津南石山村的唐三彩作坊或烟涧村那些青铜器作坊的主人不同,那边的作坊主人爱说“某某赝品其实就是我做的”之类的话,甚至还私底下争风吃醋,恨不得把近年来的文物赝品事件都往自己身上揽,以增加自己的“含金量”。而在黄祥工厂里遇到的这份小心翼翼,反而暗示其中别有洞天。
  当黄祥本人打开了另一间陈列室的大门时,一派唐宋金银器交叠入眼,让记者几乎看不过来。他还一边说着:“这个是高仿的……这个是我收藏的,真品……这个您见过吗?国内某知名寺院出土的东西,我做的高仿……”他告诉记者,为国内某知名寺院所做的这组金银法器复制品是他的得意之作。他称,在该寺院的博物馆筹建之初,其中出土的全部的金银器的复制工作都是他独立承担并制作完成的,“最开始也有个竞争过程。”他说,“博物馆那边儿同时找了好多家做高仿的,每家做个一两件看看水平,最后就选中我了,于是让我一家做所有的复制工作。”他告诉记者,在整个复制过程中,小到每一处纹饰的錾刻,大到整体图案的布局,他们完全按照原物一比一的比例用传统工艺精心制作,连重量误差都在正负五克之内。其中有一套金银制作的宝函,共八件,一层套一层,最里面是一个纯金制作的小塔,金塔小巧玲珑,金碧辉煌,他们复制得活灵活现,毫厘不差。据说,当他把完成的复制品交付博物馆时,专家验收组成员夸他“代表国内金银器文物复制的最高水平”。像这样能做出与原件器形、纹饰、尺寸、重量和锈色都一致的复制品,才能被称为高仿,而记者在烟涧村所遇到的随处可见的按照青铜器图录制作的复制品,或许仅是一般的仿品而已。
  之前介绍我们拜访他的博物馆青铜器专家告诉记者:“因为他的手艺好,所以当博物馆需要做高仿件时,他能在很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而这就给了他接触平常人难得一见的国宝级文物的机会。在仿制的过程中,他必然能‘上手’,琢磨每一件文物的各个细节。而且,替博物馆做文物复制品的时候,就自然会得到文物专家的点拨。”
  在民间积累的成熟的青铜器铸造和金银器制作的传统手艺,加上理论层次上的指导,两者结合,才是一个做文物高仿的手艺人迅速成长的关键。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机会,真正的高仿者得以在制作手艺之外,习得很多文物知识,慢慢地就得以从一个高明的手艺人进化成一个专业的高仿品制作者。做出名气之后,也就会有海外的商人拿着好东西来找他们,让他们以其“形”为本,制作成批的产品,当然,这一过程也是拓宽视野的好机会。在博物馆青铜器专家的印象里:“黄祥就是个大忙人,来自海内外的订单不断,越做名气越大、越做越精。”
  像黄祥这样,通过为正规的文博机构工作而开拓眼界、增进技艺的例子并不少见。在陕西周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联合组建了好几处考古工作站,而目前在陕西经营一家文物复制工厂的余安君就曾以技工的身份参与过在周原进行的多次发掘工作。
  黄祥告诉《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做文物复制品要花时间。我手下做高仿的人也就8个,我带着他们做。”记者了解到,整个厂子里除了这8个配合黄祥做高仿文物复制品的助手之外,其余的工人都只做工艺品的生产。他说:“我的主要业务还是做礼品的,现在一般都不会跟人提高仿这档子事情,要说也得说做‘复制品’才是。”事实上,黄祥所掌握的金银器制作加工工艺包括“范铸”、“锤揲”、“贴金”、“包金”、“鎏金”、“錾刻”、“模冲”、“镂空”、“掐丝与镶嵌”、“炸珠”、“焊接”等,其中不少工艺步骤要消耗大量的工时,也不是一般的工人所能做好的,因此根本不会出现在成批制作的工艺品上,而且,其中有些制作工艺已经濒临失传,另一些则是他在替博物馆或特别客户制作文物复制品时,根据文物的特征结合传统的工艺自己琢磨出来的手艺,惟此才能做得以假乱真,或许也惟此才是他用心所在。
  事实上,中国青铜器、金银器造假的历史始于北宋徽宗朝,但民国以前历代所仿制的青铜器神韵不足,从底子及锈色来看,一般无亮底子,无硬锈,若有锈也是薄薄的一层,显得浮薄,且色调单一,不似商周铜器上的锈坚硬自然。民国时期,北京民间铜器制作名师张文普,人称“小古铜张”,根据松木擦漆的道理,使用酒精泡漆皮制成漆皮汁,再调和颜色的方法作假锈,这种方法改进了做旧技术,但做出的锈浮薄松软,底子皮色发泅透油,不及真底子明亮有光泽。张文普的师弟王德山又发明了用漆底磨光和点土喷锈的方法做假锈、假底子。 虽然做得很逼真,但经不起水蒸火烤。从制作方法来看,仿制器大部分无铸痕、无范痕、无红灰范土,即使有伪造的范土,也不如铸烧的范土坚硬,铸造的器形也不如真器规范。
  而今,高仿品之“高”在于连其外在皮壳和锈迹的做旧上都能做到以假乱真。烟涧的作坊也是在这一方面狠下过工夫。做锈是做旧中的关键,烟涧的作坊为了让青铜器生锈,会把做好的器物埋进化肥里,他们通常是先在铜器表面抹上一层硝酸,然后塞进叫碳铵的化肥里,隔三五天后捞出来,一层蓝色的锈就已经生成了,随后再用混合了酱油和醋的液体喷一遍,铜锈就变成了绿色。在烟涧也流传着把仿品丢进粪坑之后会产生更逼真锈斑的说法,不过记者在村里尚未遇到这样做的人家。
  现在的青铜器和金银器仿品一般是用电解作皮、化学作锈。仿制青铜器的黑漆古底子就能用电解法做出来,约需10天;而黑皮壳表面的红斑和彩云状绿锈斑则再需20天左右即可做成。烟涧村的作坊于电解作皮、化学作锈之外,更是利用“贴锈”这一更巧妙、更容易鱼目混珠的手段。烟涧村的少数几户人家掌握了“贴锈”技术,且秘不示人,因为他们的技术是花费数万元与其他省份的造假作坊“技术交流”而得的。在“贴锈”过程中,他们会专门从文物真器上收集到大量的金属锈贴在仿制品上,一来不需要花时间创作环境让器物自然生锈,二来甚至能通过仪器的成分检测。这种手工处理法先是将锈色丰富、层次感强的古代铜器上的锈片,用超声波震动使其脱离铜胎,再把这些锈片移植在仿品的不同部位,然后用高标号白水泥加入矿石色,调和出不同的锈色,根据古代铜器的锈色层次及形状,在仿品镶嵌片接口处或锈色欠缺处做出层次感丰富、色调逼真的各种锈色。贴完之后,还要用湿布把处理好的铜器包好,放入蒸锅内蒸3到5小时再取出晾干。可是,化学做锈之后的铜器,闻起来没有土香味,反而是稍有酸味,所以还需从古墓中取用新鲜的墓土用水调成糊状,把复仿品放入其中10天左右,再取出清理干净,让新仿的器物沾上土香味,似真的出土物一般。
  温州某博物馆馆长对于高仿文物的流转颇有所闻,他认为目前国内市场上流通的文物十之八九都是高仿品,他告诉记者:“一般就是做好了东西拿去博物馆或其他专业机构,请专家鉴定,专家说出瑕疵之后,他们再拿回去改,反反复复一直改到专家都看不出错来,然后光明正大地当作复制品卖到国外,此后再等着愿者上钩,往往能被国内藏家以天价回购。”
  在黄祥的办公室,占整面墙的书架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其上摆满了图录。可是他自称很少照着图录做东西,“当然也一直有人找我做东西。一般就是他们拿东西来,让我照着做,也有拿图纸过来让我做的。”说到兴起,他从书架上抽出其中几本图录,“这是香港某大收藏家的收藏图录,封面上的这件东西就是我做的。倒不是什么用来识别的款识或符号,但确实是几处记号,就自己认得出来。但是,这种事情,自己看到了就看到了,也不能说出去的,而且,有的人不就是自己喜欢嘛,他喜欢那东西,所以拿来做一件复制品,也是自己留着看。即使他真要把东西流到市场上去,我们也没资格说,说了估计也没人承认。”他透露,常常能在拍卖会上看到自己做的仿品,“但是,遇到那种情况,我也不会张扬,那多是人家从我这里定制之后,再转了几道手的东西,其中途径很难辨析明白了。” 记者在烟涧村的几家店铺中,也与店主人交流过摆在显眼处的高仿品的去处,通常都会被告知“主要是海外买家会买,拍卖会上也常会出现”。然而,至今仍然让记者疑惑的是,这一套千篇一律的说辞,究竟是农家敦厚淳朴的大实话,还是为了让手艺增值的夸大其辞?
  当代艺术策展人李旭有着将近10年古代银器收藏的经历,他谈起与银器手艺人之间交往的经历,“也是从一次吃药开始。”不小心买进高仿品之后,他在北京潘家园的一家摊位上居然遇到了制作者本人,如此一来二往,不仅与手艺人成为了朋友,更能经常交流他所感兴趣的传统银器加工工艺。他告诉记者:“确实有高仿品上拍卖场的例子,但是手艺人毕竟处于这一产业链的最下游,他们从中获利很少。他们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是不会拒绝客户要求他们做出一模一样东西的要求的,至于做完之后的去向那是不便于过问的,更不会问客户是不是还会把东西拿去做旧什么的。即使看到自己做的高仿品流入文物市场了,他们也不便于公开事实,因为其中牵涉的利益很大,大到足以让人动刀子、付出血的代价。”
  在烟涧村,记者看到大部分的作坊至今仍然安于最初的接订单的经营模式,只有很少数人家远赴北京,在潘家园开店,并最终站稳脚跟的。他们的手艺日渐精湛却始终无缘让自己的作品进入高端市场,多数人为了完成订单忙得不亦乐乎而甚少离开村子去大城市寻觅自己的客户,少数几家也尝试过开网店经营自己的产品,但是,这一并不高深的手指头活儿对于农村的手艺人来说似乎也成为了技术门槛,隔断了他们与最终用户之间的直接联系,有人认为中介网站每年的获利或许比他们还多。虽然,在村子里盛传着他们出价一两百元人民币的东西能在北京潘家园卖到上千元甚至更贵的说法,但是,面对像记者一样慕名而来的散客,他们抱着可以“斩一刀”的心态开出的高价也就止步于千元级了。
  陕西、山西等地的高仿手艺人的利润也不过如此。陕西扶风县召陈村的一家青铜器高仿作坊的产品是包销给西安一些大公司的,每年所得也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作坊的主人曾向媒体透露:“有一次,我到西安看人家把咱做的那个鼎卖到上千元。他们是从我这里拿的货,也才二三百元,成倍地提高,但咱也没有办法,咱就会制作,也没那个精力去搞销售。”
  相比之下,黄祥已经属于翻身做主的手艺人了。一位与他熟识的文博界人士告诉记者:“他不仅会做,还会看。带着他去看金银器,只要他说能买,不论开价到多少,跟着去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目前,一些拍卖机构也总是爱将他请去鉴定、估价。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的金银器,或现代的复制品金银器,经他的手一过,其年代、特质、韵味,就能把握得一清二楚。
  对于客户提出的给器物做旧的要求,黄祥当然也并不会拒绝。“当然,我不建议做得很旧,弄得像刚挖出来的一样,既没意思,也不好看。如果有需要,我建议给银器做上一层氧化层,把刺眼的光泽去掉,又不失韵味。而且,这层氧化层还有个好处就是会保护银器表面不再继续氧化发黑。”在他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几件定制好的银器,无论是器表的氧化层还是一些细节处的水沁,都看似自然天成。当然,这些器物上并无制作者的款识,出了工厂之后,对一般收藏者来说,就似真品无异。
  原陕西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呼林贵对青铜器的作假知根知底,他曾奔赴北京、上海、安徽、河南等地多方走访、考察,探求青铜器高仿技术的最新动向和变化。在他看来:“就文物鉴定而言,这是一个(与文物造假)不断竞争的过程,竞争双方为了取胜对方,都会尽力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从而客观上形成一种互动、促进关系,形成‘出招’与‘解招’的程式,坏的事情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化,在另一层面上可以说扩大了古文化的研究群体,也推动了研究队伍中从业人员眼力与经验的更上层楼。”
  可是,其实不是每一个手艺人都能做到以假乱真的。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烟涧村的作坊主人们热衷于主动为多起文物造假事件“背黑锅”的原因。大部分人或许手艺很精湛了,但是在做高仿时往往会遇到瓶颈,惟因收藏热之盛,才有出货的机会。而在黄祥的藏书中,有不少甚至是文博领域的专业人员才会去阅读的学术专著。他在聊天中,也显示了他对于整个中国金银器发展历史的熟谙,“先秦时期的金银器制作主要采用范铸工艺;到了汉代,除范铸工艺外,还从西方传入了金丝抽拔及炸珠焊接等技术;魏晋至唐代,器物的装饰及成型主要采用捶揲和錾刻工艺;宋、元时期流行夹层技法,而花丝、镶嵌主要流行于明清时期,点烧透明珐琅工艺只有清代才有。”他告诉记者,“从商周至明清,每个时代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并具有各时代的工艺特点。”
  而今,黄祥的工厂主营工艺品,文物仿制品的业务退居幕后。而记者在烟涧村获悉,村里文物高仿最火热的阶段早已过去,这几年生意越来越难做,有不少作坊停工,村民们也跑出村子去打工了。
  “我目前正在为了筹建我的私人博物馆而忙得不可开交。”黄祥递给记者一份博物馆筹建计划书。从文物高仿的作坊发展到工艺品企业,他已经在产业链上从处处受文物贩子摆布的手艺人进步到拥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和能决定自己要制作什么的民营企业了。在这一进化过程中,也逐步厘清了企业发展的远景,并且在努力挣扎着摆脱“文物造假”的污名。如今即将开馆的博物馆,于经济利益之外,或许也体现了这一从高仿作坊主起家的企业家欲兼收社会效益的雄心。在获得了国有博物馆专家的认可和同情之后,目前他关心的是让承载其手艺的经营实体变得规范化,能得以被纳入社会主流,从地下真正走进地上的问题。
  从这份计划书中可见,关于博物馆的念头,酝酿了已有4年。开放之后的博物馆将根据金银器的发展时期分设各个展馆,展出其个人收藏的200多件金银器真品。博物馆另有专门的复制品展厅展示博物馆主人曾经手的文物复制品标本,这一展厅的设计,或能让急切地想在文物市场花钱的金主们一开眼界。此外,博物馆还安排了专门的空间,现场表演金银器的加工工艺,对于部分已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艺来说,这也成为了一种传承与发扬的手段。
  从家庭式的作坊到正规的民营企业,黄祥的团队已经有了100多人,其中大部分仅仅参与工艺品制作,其实与高仿并无关碍了。据他透露,一位职工,从一般工人成为一名技师需要5年时间,成为高级技师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真正能参与文物复制品制作的人也就不过8位。早年间接文物贩子的订单做高仿器,为的是糊口,而解决温饱之后,要发展企业,则必须洗脱污名,发现新的机会,这或许也是很多成功的文物高仿手艺人的在今天的发展之道。而那真假掺半的“假文物生产基地”的名号,当然也会在不同的阶段为其发展带来种种难以说清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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